知青大返城风潮

cgh1949 发表于 2007-8-11 10:05:30

　   知青问题引起了復出中国政坛不久的邓小平的高度关注

　　知青问题几乎与共和国同步成长，由于其时间跨度大，涉及人数多，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。一九七六年二月，继李庆霖事件后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：“知青问题，宜专题研究，先作准备，然后开一次会，给予解决。”可是，直到他老人家逝世，也末“解决”。一九七八年十月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时说：“社会上议论很多，四不满意是我讲的。知青不满意、家长不满意、社队不满意、国家也不满意。”国务院直接分管知青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说：“知青工作很复杂，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事就头疼。”

　　一九七八年叁月二十八日，復出中国政坛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同胡乔木、邓力群谈话时指出，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。现在是搞上山下乡，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，农民不欢迎。四川一亿人，平均一人不到一亩地。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。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，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。归纳起来，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，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，其它领域也要这样做。

　　中央出台两份文件

　　一九七八年十月叁十一日至十二月十日，根据中共中央决定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。会议总结了十六年来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，确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、政策和措施。

　　中央批发了这两个文件：《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》和《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》即（《知青工作四十条》）。

　　此次会议虽仍坚持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是毛主席，党中央的号召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，成绩是主要的”的观点，并提出“今后若干年内，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。但《知青工作四十条》向全国转发后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名义上还在继续着，实质上已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了。

　　云南知青先掀起返城大浪潮

　　一九七零年，作为六十九届中学毕业生，上海知青丁惠民来到当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（景洪农场）。丁惠民在农场学校当总务，听到了许多关于知青的悲惨故事。而他自己，和所有知青一样，经历了知青生涯的各种酸甜苦辣。

　　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中央明确提出“拨乱反正”的方针路线，丁惠民也开始考虑具体问题。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，在广泛征求场部和附近连队知青的意见，并得到一致的赞同和支持后，丁惠民的第一封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正式公布了。在联名信上签名的知青逾万人。

　　在等待回信未果的情况下，云南七个农场的叁万多知青开始了游行和罢工。同时，成立了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筹备组，组织北上请愿团。

　　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，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晚播发重要新闻：会议决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，并在《试行草案》中规定，今后各国营、军垦农场的知青不再纳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，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……这个消息犹如一根导火索，点燃了知青中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。

　　十二月十六日，请愿团从云南省景洪出发，二十七日晨，请愿团到达北京。当晚，请愿团被接到农林部招待所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国务院知青办、团中央、全国妇联、劳动部、民政部等中央部委都派员前来和请愿团交谈。

　　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，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了请愿团全体代表，并转达了邓小平的意见：一定要把西双版纳建设好，国家要投入资金，没有钱，外匯也要用……

　　丁惠民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：邓小平确实是个讲实际的人，短短几句话就点了问题的根本，不就是穷嘛，生活没搞好，所以知青不安心闹着要回家，现在给你钱，而且还有美元。如果党中央能够早一点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们也不会闹得如此了。

　　一月五日，代表们离开了农林部招待所，回到云南。

　　两天后，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。会议由副总理余秋里主持，出席会议的有王震、陈慕华、谷牧、王任重，康世恩及有关部门负责人。会议基本同意国务院知青办一月十八日报送的《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》中提出的六条意见：1、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，适当提高工资，把知青稳定在农场；2、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，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；3、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，可以由其子女顶替；4、从农场参军的知青，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；5、城市招工时，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；6、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，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。

　　此后，返城风潮迅即席捲西双版纳，数万知青争先恐后涌向农场职能部门和当地公安派出所，抢着办理户口粮油迁移手续。有些农场干脆把公章用铁丝拴在门上，听任知青“各取所需”。

　　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各大垦区。中央和各省市对知青政策网开一面，于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运动便在当年春夏之交达到高潮。

　　从一九七九年初开始，数百万知青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，带着满身的伤痕，一脸的困倦，从边疆，从草原，从红土地，从黄土地，从黑土地，从那些拋散下青春、汗水和泪水的地方，又回到了他们原来出发的地方，走完了他们人生中的一次轮回。

　　国务院知青办定性知青运动

　　一九八一年十月，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《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》，对这场运动的起因，发展、失误、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，提出了基本看法：第一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五十年代，根据我国人口多、底子薄，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，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。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。第二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，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，当成政冶运动去搞，指导思想偏了，工作上有严重失误，造成劳民伤财，人民不满，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。

　　历史的车轮已然驶过，远远的，模糊了。是耶？非耶？对于现在已无大碍，只是我们这些曾经被称为知青的人还在，不堪回首，却要回首。那段特殊而平凡的历史，既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幸，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自豪。艰难困苦生活赐予我们的恰恰是无价财富：勇敢、执着、坚韧、奋进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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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:知青大返城风潮

golden发表评论于2007-12-27 13:50:3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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