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9年8月20日，我下乡来到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附属新曙光战校。 
   这一年，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个重要的年份。3月，中苏在东北边境虎林县的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；4月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，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，并作为接     班人写进党章。而对于我——一个年仅16周岁的初中毕业生来说，是带着巨大的心灵冲击和超负荷的心理压力，走上上山下乡“五七道路”的。关于当时的心情，我在九年后曾表达过。

1978年下半年，我当时刚刚调入共青团黑龙江省委机关刊《黑龙江青年》杂志社当编辑、记者， 曾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《黑龙江日报》，题目是：“要闯出一条宽广的路”。起因是

《中国青年》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“潘晓”的文章，她由于遭受生活中的磨难而失去信心, 感叹“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？”由此在全国展开了热烈讨论。黑龙江日报约我写一篇东西，

于是我有感而发，其中写到了我到柳河的原因及当时真实的心态。文中这样写道：
   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时，我刚13岁。在那以前，我只知道新中国儿童要为革命而学习，将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。我在学校里品学兼优，又是班干部，因此对前途充满希望。 “文化

大革命”来了，开始是“造反”“革命”的狂热，接着是我因为父亲的“历史问题”一夜之间成了“狗崽子”，班干部、红卫兵组织内的职务也被免掉了，我整天在歧视、冷眼和莫名其妙的警

告中过日子。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难以烙平的创伤。然而，我并不甘心永远如此，我采取了当时很多青年采取的“革命行动”：和“反动老子”划清界限，义无反顾地报名下乡， 来

到省柳河五七干校——当时被称为最“革命”的大熔炉中去脱胎换骨。
    1969年夏。黑龙江全省遭受涝灾，整天阴雨连绵不见天日。我们这一批是7月29日集体来柳河的，我因为有事耽搁晚来了几天。因为上山的“延安路”上一座桥被水冲毁了，没法

走，所以在校部住了几天后，才徒步16里来到山上——新曙光战校。
   新曙光战校坐落在一条国防公路旁的密林里。原来的名字叫“姜家围子”，有几间破烂不堪的草房，是附近农民开荒种地或养蜂时临时搭建的。1968年5月柳河五七干校成立后，这

里成为二连，又盖了几间草房。1969年7月，几百名知青来到柳河，造成住宿压力，校党委决定：将二连改建为新曙光战校，将知青绝大部分集中到这里。于是又临时突击修建了一栋

木丝板房和几座帐篷，加上原来的土房，勉强可以容纳。
    我当时分在新四连，住在木丝板房内。一间大房有个过道，左右分成两个房间：男女宿舍。房间内南北两个大通铺，是用木头搭起来，钉上木板，上面铺了些稻草、炕席。地面

虽经过平整，但还是长着青草的稀泥，湿漉漉的，脚踏上去，一不小心就会滑倒，一旦谁的被子掉在地上可就惨了，统统变成黑泥花，必须马上就得拆洗。床铺上，每人只有80公分宽

的地方，正常的褥子还宽，要卷上才行；人们笑谈道：翻身要喊“一、二、三”，否则就翻不过来，极言拥挤的程度！
   宿舍地中间一个用整个废铁桶改制成的炉子，炉口很大，便于塞进大块儿木绊子，整天由值日生烧得通红。因为每天下雨，下工回来，衣服、鞋子都是湿的，要放在炉子旁烤，

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即使没烤干也得咬着牙穿上，照样上工。好在我们年轻火力旺，不在乎，再说，大家都一样，谁也无法搞特殊化。我们住木丝板房的待遇相当不错了，帐篷里住的年

龄稍大一些的战友可惨了：四处透风，各种蚊虫小咬横行，熏也没用；有时早晨起来一看，鞋子和脸盆在水中飘着，原来晚上下了大雨，床下成了汪洋一片......

    最初的日子，宿舍里没有电，诺大一间屋子，只点着一盏煤油灯，黑乎乎的。更可恶的是蚊子和小咬。为了防蚊驱蚊，晚上吃完饭，我们就熄灯跑到宿舍外。值日生弄来一些